198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以下简称19号文件），全面阐述了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此后历次有关宗教问题的中央文件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都反复体现了文件精神对宗教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这说明，19号文件无疑是一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重要文献。

　　19号文件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在当时不仅代表了党对宗教问题在思想认识上的重大推进、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而且对于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开展宗教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也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号文件明确提出，“建设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宗教理论研究工作队伍，努力办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有关专业，是党的理论队伍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应该说，我国宗教研究30年所走过的历程，总体上是同文件精神相一致的。从机构设置、学术梯队、人才培养等“硬件”方面，以及一年胜过一年的大量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宗教研究的基本框架无疑已经基本形成。

　　同时，19号文件梳理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宗教问题的有关论述，形成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完整的话语系统。这种话语体系是在对30年来宗教工作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它极大地激发了学术界开展宗教研究的理论热情。

　　正如一些学者敏锐地感受到的那样，19号文件并没有提“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实际上是否认了“鸦片论”。鸦片论的影响在当时社会上十分广泛，在学术界也被部分学者奉为圭臬。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文件不提鸦片论，极大地开拓了学术探索与争鸣的空间，并引爆了之后持续十余年的宗教是否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文件中类似的思想闪光点不少，至今仍令人寻味。比如“五性”说，作为宗教的社会属性的概括，文件特别强调其中的长期性，号召“全党同志务必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这在当时是宗教问题上对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想非常重要的拨乱反正。

　　思想的解放带来宗教研究理论的创新。一是观点创新，比如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理论。就在文件发表的同一年，在制定社会科学研究“六五”规划时，胡乔木提出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为此承担并且完成重点项目“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首次全面系统论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理论，在海内外引起重大反响。该项目对当时学术界关注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以及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新现象新问题，例如宗教热、青年人信教等开展深入研讨，分析和解释了人们对宗教问题的疑惑和不安。二是理论转型。19号文件强调，宗教问题并不是意识形态之争，应避免“有神”与“无神”之争：“在现阶段，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这种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差异，如果片面强调这种差异，甚至把它提到首要地位，……那就只能增加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隔阂，并且刺激和加剧宗教狂热，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的恶果。”宗教不再被单纯视为“精神世界”领域里的“思想问题”，而是某种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实体。三是方法创新。文件极大地推动了宗教研究的话语转换，拓宽了宗教研究的领域。宗教研究由最初的历史和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并带来了方法上的创新。比如，宗教社会学异军突起，实证研究、经验研究蔚然成风。

　　我们应当强调的是，19号文件对于当前宗教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过去30年，宗教问题的研究得益于学术环境的改善，得益于学界、教界和政界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但更为重要的，乃是得益于19号文件所倡导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学术界由此寻找到了自身的学术立场和学术定位。

　　今天我们重读19号文件，重温并且牢记它的历史贡献，就是要坚持文件所体现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把宗教研究引向新的高度，引导宗教更健康地发展，使宗教能够贡献于我们社会的和谐、心灵的和谐以及自然的和谐。为此，宗教研究应当体现如下原则：理论高度、问题意识、政策导向、学术立场以及世界眼光。所谓“理论高度”，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和科研态度，另一方面需要有超前和创新的意识。“问题意识”，就是以现实社会中新问题新情况为研究对象，形成一整套成系统的话语和方法，推动宗教学的学科建设，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政策导向”，就是要具有全局意识，充分掌握情况，加强研判，建言献策，积极参与并且推动宗教法制和公共政策的体系建设，真正实现学以致用。“学术立场”，就是坚持学术独立的精神，在学者言学，秉持知识分子的操守，不为眼前形形色色的诱惑所绑架。“世界眼光”，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把当代宗教问题放在一个开放的、互动的、对话的国际性学术平台上加以认识和思考，在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上，与海外的学术界和宗教界广泛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与交流，加深理解，谋求共识。
 

（责任编辑：续建）